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希腊与埃及、西亚的关系是一种边缘与中心的关系，一种发展中文明与发达文明的关系。
以上的观点不难从世界体系论方面得到支持。世界体系论思想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认为，在16世纪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之前，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三个“重要的中心”。有“中心”，必然有相应的周边地区。阿明的三个“中心”分别是：1）古代西亚，其周边地区为欧洲、小亚、非洲等地；2）古代中国，其周边地区为日本、东南亚等地；3）古代印度，其周边地区亦为东南亚。阿明认为，在西元前300年至西元1500年这一千八百来年中，欧洲、日本等周边地区的“周边性”或者边缘性是“惊人的”；拜占庭和意大利以外的欧洲是“野蛮的”欧洲，只是由于“古代氏族式体系（指古代西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笔者）被嫁接（通过罗马帝国的雄心和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原作者）到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还建立在落后集体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体上”，它才摆脱了绝对落后；
而只是在此之后，欧洲才“缓慢地走向了氏族式体系，君主制的建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在基督徒“收复”之后；在英法两国，是在百年战争开始后——原作者）就是证明”。[3] 阿明的论点大体上是成立的。但是如果能够将西元前4世纪末希腊罗马霸权兴起至西元4世纪上半叶罗马帝国衰落成为定局这六百多年时间排除在外，一幅更为准确的历史画面便会浮现出来——欧洲相对于西亚的边缘性不只是一千八百来年，而是西元前4世纪末之前约一千三百多年时间（假定希腊文明大约在西元前1600已具有一个雏形）和4世纪上半叶至1500年这一千一百来年时间。把两段时间加起来，足足有二千四百多年。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对直至西元前8世纪，希腊人还对新巴比伦王国的无比敬畏和顺从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西元前713年，塞普路斯有七个希腊国王来到巴比伦，向萨尔贡二世（Sargon II）朝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