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新兴的发现带来了新的冲击。这些发现开始于1915年，中央安纳托利亚（Central Anatolia）地区的赫梯（Hittite）语言和文明随着赫梯的首都博阿兹昆—哈图沙（Boghazköy-Hattusa）的大量而丰富的文物发现，得以重见天日；在叙利亚，乌加里特（Ugarit）城[2]同乌加里特的文献一起被挖掘出土。大约在1930年，赫梯和乌加里特语言由闪族语言学家们释读了出来。上述两大发现把东方纳入研究领域，证明它们在小亚细亚和地中海沿岸曾经与古希腊发生过直接接触。由于赫梯已经被证实属于印欧语系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与闪米特的分界线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很明显，一些与希腊神话相类似的东方神话对本领域研究产生了特殊的影响：1930年，瓦尔特·波齐格（Walter Porzig）撰写了《伊琉阳卡斯和提丰》（Illuyankas and Typhon）一文，比较了赫梯神话中龙的形象与希腊神话中的怪兽提丰的异同。
随后，在1935年，福里尔（Forrer）出版了关于库马尔比（Kumarbi）的首部研究成果，说明这一神灵与赫西俄德（Hesiod）在《神谱》（Theogony）中所描绘的克罗诺斯（Kronos）形象明显地具有相似性。
可是，在当时所有的古典语言学家当中，只有弗朗兹·多恩塞夫（Franz Dornseiff）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意识到古典世界的新范围（广延性），并打算放弃将早期黑铁时代出现的文明归属于“幽僻之地”（provincial seclusion）的信条。这一想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找到更普遍的共鸣。1946年赫梯文献《天堂中的王国》（Kingdom in Heaven）出版发行，没人能够否认这一文本与赫西俄德的《神谱》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当然，前者更为古老。接下来，在1952年至1953年间，线形文字B（Linear B）的释读表明希腊脱胎于青铜时代的希腊和克里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