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古典学家们看到韦伯斯特（T·B·L·Webster）和丹尼斯·佩奇（Denys Page）的出版物时，在古典学家当中掀起一股对青铜时代研究相当大的探索热情。塞勒斯·戈登（Gyrus Gordon）自造出了一个新概念——“青铜时代的‘考伊奈’”（Bronze age Koine，意思是普遍文明中的共识）。奥尔福德·霍拜克（Alfred Heubeck）则坚持迈锡尼（Mycenae）和荷马之间的年代距离和两者间的差异，他提请学者对后青铜时代（post-Bronze Age）的发展和交流加以关注。
近年来，跨文化的研究眼界方兴正艾，而关于希腊起源的传统观点却越来越显得陈旧和苍白。造成这一转变发生的背景可能是，欧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不断发展的全球社会中面临一个关键时刻：由于美国从欧洲出身中挣脱出来并努力地为自己创造一个独立的未来，于是欧洲人成为日趋萎缩的少数派。
具有攻击性的批评则将这些老欧洲的特权嘲笑为“死去的白人”（dead white men），在这些人中就有年代最久远的古希腊人。因此希腊人比其他种族具有更多“死去的人”。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的著作《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根源》（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n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在书中他指控传统的欧洲学术，认为德国学术是罪魁祸首，因为它们都忽视或模糊了南方和东方，尤其是古埃及青铜时代的文化成就。激烈的论战随之而来；马丁·伯纳尔和众多追随者在许多细节的论述上对有争议问题采取开放态度，由此出现的众说纷纭的论战就不值得了。研究者应当寻找进一步的证据和全新的视角，以求得出更为公允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