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个事实本来是显白的、无需证明的，从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的僧侣们，从文艺复兴巨擘到启蒙运动早期的思想家，历史上西方人并没有否认它。可是至启蒙运动后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人开始拒不承认希腊文明对西亚和埃及文明的继承了（也正在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也与启蒙运动有关，即欧洲人对其先前艳羡不已的中国文明的认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中国文明一下成了“进步”欧洲的反面，成了落后、愚昧、专制、残暴的代名词，而在此之前，他们眼里的中国形象一直是孔子思想熏陶下的一个世俗、开明、宽容、和平的国度，与愚昧、猵狭、不宽容，宗教战争连绵不断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时的欧洲人数典忘祖，开始否认历史上希腊文化对东方文化的继承。如果说，先前欧洲人之热烈炒作一个开明、宽容的中国，主要是出于当时反对宗教愚昧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现实需要，那么拒绝承认西方文化从希腊时代起便对东方欠有根本性债务，则更多是因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诸多“进步”——包括那时语文学（philology）界的重要发现：
各欧洲语言与多数伊朗和印度的语言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即原始印欧语，或者说，这些语言都属于共同的“印欧语系”——所导致的欧洲中心论的头脑膨胀。从启蒙运动后期开始，这种思想上的数典忘祖持续了近两百年，在19世纪末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顶峰，并且出现过一种畸形、变态的表现形式，那就是纳粹宣传机器鼓吹的臭名昭著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
如今，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虽然已成为过街老鼠，但西方中心论思维仍然在作祟，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表现在西方人对希腊文化起源的看法上。及至1960年代，还有西方学者认为，在西元前8至7世纪，希腊方方面面的创新大体上都是希腊人独自完成的，因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蜷藏在滔滔大海和小亚细亚崎岖山峦背后的偏远角落”；即便产生于埃及西亚的实用科学和数学、天文学知识确实传入西方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也主要是因为采取了这些知识经犹太人改造之后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