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少鑫 ：
杨兄：我的忧虑是基于对现实的理解。我当过几年教师，大学学的也是师范专业，但是，无论是大学教育还是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我从来就没有接受过类似的教育，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教师得怎么办？至于我们的学生呢？他们何时接受过类似的教育？为什么会出现所谓“史上最牛校长”？
所以，我认为，范跑跑事件对于我们最大的意义在于，它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展现出了我们教育领域的薄弱环节，如果不从反思并如何弥补这些薄弱环节入手，简单硬性要求教师应有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有疏导和组织学生撤离的义务，事实上不过是为某些行政职能部门的失职背书。
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与兄所讨论的可能不是同一个问题。
我所担心的是：规定教师有疏导和组织学生撤离的义务，在那种类似地震的瞬间灾难中，这种义务的履行以什么作为标准？教师大喊一声同学们赶快跑可以吗？还是他必须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
如果是前者，江西某学校曾发生学生践踏伤亡事件，据说当时就是有人喊了一声地震来了，快跑！
如果在规定教师这个疏导和组织撤离的义务之后，出现上述的情况，教师怎么办？我说过了，当范跑跑变成了范喊喊时怎么办？
我承认，对职业伦理的维护在某些特定的行业或许是高于生命权利的。教师对于学生的天然逃生优势并不能成为规定其为义务的理由，就像男性相对于女性，壮年人相对比老人/小孩等，美德不能成为对每一个人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