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有人提出教师也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来对学生承担危机判断责任，这就是不合理的质疑了。这里所谓“危机判断”不是地震专家的临震预报，而是对已经发现有大楼摇幌时应当作出地震判断，并对学生立即下达避险的指令。这种责任和能力首先是从安全需要和职业能力提出来的，而且，在教学班级中，我们不能设想学生比教师更有能力来作出这样的判断。在范跑跑的例子中，大楼最开始摇幌的时候，他招呼学生说没事。让大家镇静。这说明，学生已经感觉到有问题了。范跑跑让学生镇静，而学生没有跑，这至少表明范跑跑作为教师对学生的行动是有控制权的。后来他觉得是比较严重的地震，作出了地震判断，但没有给学生紧急下达避险的指令，不顾学生拔腿就跑。如果说他有权控制学生的行动，并行使了不让学生跑的权力，那么，在后来他自己意识到是严重的地震时，为什么不行使让学生跑的权力呢？
学生什么情况什么时候可以跑，什么情况什么时候不可以跑，这是有学生行动控制权的教师所负的责任。显然，范跑跑是非常失职的。而且，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责任问题。
应当指出，在出现地震这样的危机时，同样处在危险中具有特殊责任的人员与一般人员的要求是不同的。自救和有组织的避险也应当根据具体的环境状况和处境来确定。因此，关于危机情况下具有特殊责任的人员应当尽到哪些特殊的责任以及这些责任的具体要求只能是一个境遇伦理和法律关系的问题。一般来说，地震危机时期的政府公务员对社会的危机管理责任，公安、消防、武警和军队救助公众的特殊责任，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避险救助责任，这都不同于普通公众在危机时期的要求。我们可以在全社会提倡危机时期的自救和在自救前提下去救助他人。普通人可以自救和优先救助自己的亲属，也可以去救助任何其他处在危险中的人。但负有特殊责任的人就必须按照职责要求去做责任范围内的公共救助行动。这应当是整个社会危机管理的基本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