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事情的发展已经再明显不过，行政权力的直接介入，意味着把问题纠缠于道德本身是多么的天真。也就是说，假若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作为教师是负有疏导和撤离学生的义务，那么，不履行义务则意味着对学生权利的侵犯。
这样，我们现在就可以完全抛开那些纠缠不清的道德问题，把问题纳入权利与义务讨论的范畴，那么，首先可能就需要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教师本身，在地震来临的时候，他究竟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这两者应该如何去对等？
还是以“范跑跑”为例：按照舆论的说法，如果当时范美忠在跑之前，有喊学生一起跑，那么他就可以被原谅。
是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需要教师在地震来临的时候，能够提早作出判断并及时提醒学生逃生。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究竟由谁来确定是地震来临？假如教师的判断出现失误，那么造成的损失究竟由谁来承担？
在此次地震灾难中，不少质疑为什么出现一些异像，地震局没有及时预报或者及时进行疏散。其中一个理由是，众多的异像未必与地震有必然联系，如果地震局因为这些异像而贸然组织群众疏散和撤离，那么没有人敢对这种失误造成的后果负责。
这样，在没有地震局预报地震并发布地震应急预案的情况下，作为教师的范美忠，在根据自己的经历判断可能是地震的时候，他有没有向学生做出预警甚至疏散和引导学生撤离的义务呢？
显而易见，这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就像这次地震一样，最后证明作为教师的范美忠判断正确，学生及其监护人感谢范美忠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有关部门对他进行了嘉奖；第二，范美忠的判断错误，如果范美忠更不幸运的话，学生因为他喊跑而造成了拥挤践踏，死伤无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范美忠就成了“范喊喊”，甚至会被认为是在造谣。即使死伤学生的家长不把范美忠告上了法庭，我想范美忠至少也要被有关部门定一个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