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共中央，阮志清大将尤为反感:“他们（中国人）在许多事情上给我们带来麻烦。他们在这里阻挠我们，在那里束缚我们的手脚。”河内多次提醒北京，援越应该是中共的旧债今偿，北越是理所应得。例如在1965年10月范文同向毛泽东重提旧事:“奠边府之战只解放了我们的一半国土”；1968年10月17日黎德寿指斥陈毅，“那时（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我们从越南南方撤到了北方，听任南方同志们被杀害，都是因为我们错误听取了你们的劝告。”北越对中共的不满发展到渐行渐离，表面上仍然搞平衡，尽力避免矛盾激化而影响到中苏两国对北越的援助竞赛。
黎笋说:“尽管越南与中苏两国都保持了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越战局势与他们（中国领导人）会谈。至于对苏联人，我根本没有做任何事。中国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来往。他们把情况弄得十分紧张。邓小平与康生对我说:‘我们将每年援助你们几十亿（人民币），但你们不可以再接受苏联方面的任何援助。’我不能容忍，我说：‘不。我们必须与整个（共产党）阵营保持团结一致。’”
1962年夏，胡志明要求北京援助“南方越共”，中共一次就提供了各种枪械9万件。1963年中国经济状态开始好转，周恩来准确解读毛氏“输出革命”的外交路线，并倾力执行，他反复宣称“（援助北越）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而刘少奇的温和外交路线被排斥了。
1968年，越南战争出现了一个战役高潮。在1968年之前，越共在战场上对付美军的策略是以游击战进行战略消耗。美军一直找不到打击越共主力的机会，对游击队的袭扰感到束手无策，人员伤亡逐渐增加。而美国人民普遍感到美国卷入越战的时间过长，导致支持越战和反战的分歧不断扩大，美国政府内部也开始出现撤军的呼声。这些令约翰逊总统感到沮丧和忧虑——这位老人处在几面夹攻的困境中坚持着美国护卫自由的责任。5月19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MacNamara）向总统指出:“我们应该通过谈判寻求一个比较接近的政治目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Richard Holmes）也在给总统的特别备忘录中分析说，美国撤出越南对美国的权威将是一个重要的挫折，但最终不会永久地损害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能力。1967年10月21日，美国2万名愤怒的反战者在华盛顿国防部的五角大楼前示威，决心要关闭这个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