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中国的实力无法与苏联竞争。中共不免焦躁，对北越采取了逼迫方式以求速胜。1966年4月13日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在北京与黎笋会谈，邓小平咄咄逼人地指责黎笋:“为什么你们害怕惹恼苏联？那么惹恼中国呢？我要坦率告诉你们我现在的感觉。毛主席曾批评我们在越南问题上‘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毛主席是有远见的。现在我们有13万部队在你们国家里。我们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后备支援）。我们还讨论了战争爆发时中国参战的可能性。由于我们的热心，你们怀疑我们了吧？”接着，邓小平威胁道:“你们方面有些人要利用这类事情在我们两党两国之间制造分裂。我直言相告，现在中越关系不仅是蒙上了阴影，而且已经造成了一些伤害。这不只是由于我们对苏联援助的评判问题，你们是在怀疑中国帮助越南另有企图吧？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可以立即撤回我们的部队，沿边界部署的（中国）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
”
黎笋性格顽强，他不象范文同那样沉着冷漠。他反驳道:“困难在于我们之间的看法有所不同。我们认为苏联援助是真诚的，因此我们既不谈苏联是否会出卖越南，也不在苏联援越物资运输的问题上指责中国。主要问题是如何评判苏联。你们说苏联正在出卖北越，而我们不这么认为。其他一切问题都植根于这个评判之中。今天我要说，一个（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建立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像越南这样的小国，非常需要国际援助。这种援助可以使我们少流许多血。我们仍将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主义，越南南方的发展进程就是推迟个三、四十年也没关系。”在此，黎笋几乎在直接告诉中共：即使北越不能赢得越战，河内也不会向中共就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