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孤陋寡聞大概超出了他的想像。
約在十月中旬的一個傍晚，哈燕社召開了一次「訪問學人」集會，除了五四、五五兩屆學人外〔二十人左右），所有參加過審查的各科教授也都出席了。葉理綏社長致詞，說明計畫的性質等等。在答問時，他講了一個極有趣的真實故事。有一位申請人不知道「Yenching」是中文「燕京」的譯名，以為是動詞「Yench」的現在進行式，但又在字典上査不到這個字，因此他追問：到Harvard來「Yenching」究竟是做什麼事？這個故事引起哄堂大笑，我至今仍記憶猶新。
會後聚餐，共有五、六桌，我的座位左右是兩位教授：一邊是柯利夫先生，蒙古文和元史專家；他在北京〔當時是「北平」〕住過多年，說一口流利的北京方言。另一邊則是Morton White先生，剛剛接任哲學系主任。柯氏那時天天和洪業先生討論元史、蒙古史問題，知道洪先生是我的「太老師」之後，我們之間便不再存在任何隔閡而進入了暢所欲言的境地。話題很快便轉到陳垣先生身上。我當然推重援庵老人的學問，但柯先生讀過了〈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十分憤怒，說他有學無德，是一個「投機分子」。我也實在找不出理由來為他辯護。
我和懷特教授的交談對我後來在哈佛的治學方向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我最初請教他哈佛哲學系的基本傾向，然後又問及最近哲學系有沒有中國研究生？在答覆後一問題時他告訴我二戰之後，有一位中國學生到哈佛來研究數理邏輯，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目前雖還是哈佛哲學系助教授，但在此一領域屮已居於領先的地位。他指的是王浩，我在香港時已從殷海光的文章中得知其人了。不過當時他去了英國，我要等到很多年後才和他見面。最後我又問他教些什麼課程？他說除了分析哲學、美國思想外，近來正準備開一門新課，專講歷史哲學的問題。不過他補充一句，他不是要採用一套哲學玄思，強加在歷史整體之上，如黑格爾、馬克思、斯賓格勒，或當代的湯恩比之所為。相反地，他是要運用最新發展的分析哲學，特別是語言哲學，來檢討歷史知識的性質和功用。我多年來都在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打交道，最近又為湯恩比的文明理論所吸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