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一方面為父親高興，另一方面卻又感到難以向哈佛燕京學社啟齒。一載考慮之後，我決定先向楊聯陞教授請示，看看他對這件事的態度。出乎意料之外，楊先生對我讀博士學位相當熱心。他告訴我：最初在訪問學人的審查會一下，大家對我唯一遲疑的地方是年齡太輕一訪問學人一般都在三十至四十之間，我當時才二十五歲。因此他鼓勵我向哈燕社社長葉理綏直接提出轉換研究計畫的請求。不但如此，他還教我怎樣陳辭，以獲得葉氏的同情。我依照他的指示，果然很快便得了哈燕社的同意。事實上，主要關鍵是楊先生有意收我為他的博士生，否則絕不可能如此順利。不過我當時對於哈佛大學研究院的運作程序茫無所知，直到多年後我在哈佛任教才理解到這一點。
從訪問學人一變而成博上研究生，這是我個人生命史上一個最大的轉捩點。很顯然地，如果我訪問兩年後即回新亞，則此下教學和研究必將走上另一條道路。當時錢先生由於尊重我全家重聚的情感，慨然允許我改修學位，但是他內心則仍然盼望我先返新亞。他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給我的信上說得非常坦率：
弟儻能早返，得失之間，亦殊難計量。國內治文史者，日乏其人，必俟有後起英秀，任此重負。學位僅屬虛名，弟若早歸，幸穆尚未衰頹，相與講究切磋，積數年之講貫，甚望弟能建樹宏模，不負平昔之所期。在美固可益研新知，然舊籍邃深，亦甚須潛心，時過而學，則事倍功半。至於他年重謀出國，機緣決不乏，故弟之繼續在國外深造，或先歸益治舊籍，再過數年，重再遠遊，此事得失，各居其半。儘可安心乘運，不必多所計慮也。(《素書樓餘瀋》，全集本，頁四〇三~四〇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