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之故，布氏歐洲思想史一課的號召力很大，學生極為擁擠。但是我聽他的課很感不易，因為一方面我的背景不足，而另一方面他講課並非綱舉目張，條理分明。相反的，他漫不經意地隨口而出，又隨時從一個論題跳到另一個論題。我當時以為他年事已高，精力不夠所致，但後來讀到他三〇年代學生的回憶錄，才知道他一向如此，他的講課以極其隨便著稱。但他確是言之有物，學生一路聽下來，各有所得。不過我之所得主要在他評介當時各種不同的研究取徑及其優點和缺點的所在。我之所以獲讀拉夫覺埃的名著《存有的鉅鏈》，並進一步對「觀念史」的研究方法有所認識，便得自布林頓的講課。後來寫博士論文時，我才體會到當時旁聽布氏的講論對我研究中國思想史無形中發生了不少啟示作用。
基爾莫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
最後讓我說明為什麼旁聽基爾莫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我到哈佛以前，從來不知道有基爾莫其人。我聽此課主要是實踐我最初向哈燕社提出的訪問計畫。我在計畫中說，有機會到哈佛訪問一年或兩年，我希望能多讀一些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歷史著述，使我可以認識歐洲是怎樣從中古演變成近代的。我相信，這一方面的歷史知識將大有助於我將來研究中國文化如何從傳統轉移到現代的整體歷程。到哈佛以後，我查出基爾莫是這一領域的專家，恰巧他這一年又開了講演課程，其對象是二、四年級大學本科生和一、二年級研究生，所以我決定一探究竟。
但是此外還有一偶然因素，也促成我旁聽此課。我所聽其他各課都只有我一個中國人，而文藝復興一課卻有另一位中國學生正式選修，而且必須參加考試以取得學分。這位中國學生便是王德昭先生，一九二〇年代未畢業於北京大學。到台灣以後，他在師範學院（後改為「大學」〉教西洋史，已取得教授的職位。一九五五年他考取了公費留美，獲得兩年獎學金，到哈佛來攻讀歷史碩士學位。由於他專攻歐洲史，又是學長，我感到機會難得，可以隨時向他求教，他也很高興，有我為伴，互相溝通。我清楚記得他說，據他查考的結果，基爾莫和他不但同年，而且也同寫過一本關於文藝復興的專著，又同在大學擔任文藝復興史教授，頗使他起「吾道不孤」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