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先生在這封信中明白表示：他願意在精力未衰之前，將畢生治學心得傳授給我。這是他以前從未說過的話，當時讀後我内心甚為激動。親承錢先生的衣缽可以說是人生最難得的際遇，豈能和在美讀學位相提並論？必須指出：這不僅關繋著治學途徑的抉擇，而且更涉及我們師生之間的感情。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口，錢先生給我父親的一封信上，特別對這一點作了十分動人的描述。他說：
只望明年遠遊歸來，學校事能乘此擺開，多得清開，有英時等數人時時過從，談論學術，放情山水，弟當自買一車由內人駕駛，家中時時備一兩味家常菜，邀英時等三數人聚餐會遊，弟之理想專在此處。……若使英時能在弟身旁親眼看其一日千里之脫轡絕驰，弟之心情蓋無愉快過於此者。〔同上，頁二〇六?二〇七〕
這是錢先生一九六〇年一月到耶魯大學訪問前所寫的信，所以有「明年遠遊」的話。三年前他要我「早歸」，「相與講究切磋」，這一想法此時竟以純感性的語言表達了出來。可惜由於全家來美的關係，我終於不得不改讀學位，並且畢業後也不得不先在美國執教，直到一九七三年我才告假回到新亞，履行了當年承諾的義務，但那時錢先生卻已定居在台北了。無論如何，失去向晚年的錢先生從事系統問學的機緣，這是我生平最大一憾事。
現在讓我對讀學位的曲折過程作一簡要追憶。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正式成為哈佛歷史學系的博士研究生。根據那時系中規定，博士生必須選修四門專科：一門主修科和三門副修科。我的主科是追隨楊先生研究中國古史（集中在漢、唐之間），這是早已決定了的。副科三門之屮，我首先選了中國近代史，由費正清和史華慈兩人合授。就我當時聞見所及，西方學者研究這一領域大體以西方檔案和記載為主要史料，如費正清的名著《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這一取徑恰好可以糾正中國學者的研究偏向。我覺得不應放過這一「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大好機會。另外兩門副科我在原則上已決定選取歐洲史方面。這不僅是我的興趣所在，而且也考慮到將來回到新亞的教學要求，不過當時心中除了「文藝復興」一科之外，另一科則在猶豫之中。好在選科的確定為時尚早，我仍可從容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