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這是懷特經過多年醞釀而開出的新課，選課的學生（包括高年級大學生和研究生）多來自歷史系，哲學系學生反而是少數。從上世紀五十年初開始，懷特和英國哲學家〔俄裔）以撒·柏林志同道合，一直在計畫合寫一部關於歷史哲學的書；這一點在兩人通信中表現得十分清楚。我們必須記住，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英、美分析哲學（包括語言哲學）的壯盛時代，從分析與語言角度討論史學的性質問題也乘勢興起，柏林和懷特都是這一新潮的先驅者。一九五三年柏林關於「歷史必然性」的著名演講（後來以專書問世），即曾轟傳一時。懷特在這一領域的觀點與伯林大體相近，他也受到後者的啟發，所以合作寫書的動機很強。懷特在哈佛開這門新課便是為了完成這一願望。但稍後他發現：和柏林之間還存著一些基本分歧，不易調和，終於獨立出版了《歷史知識的基礎》那本富有原創性的專著。
讀者欲知其詳，可以參看懷特的自傳——《一個哲學家的故事》。
由於懷特自覺是在開闢一個新的人文園地，他在講堂上時時流露出一種推動新潮流的激情。這激情對不少聽講者發生了感染的力量，好像也在參預其事，我便是其中之一人。這大概相當於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所謂的「預流」。其影響所及，使我感到有必要對中西史學之間的異同作較深入的考察，以彰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特色所在。因此在懷特課上，我提出以章學誠與柯靈烏史學思想的比較，作為期中論文的題旨。恰一九五三年倪德衛完成了他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章學誠的文史思想》。關於倪氏在哈佛研究章學誠及其與分析哲學的交涉，參看我為他的《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中譯本所寫的〈序〉，收在我的《會友集》上冊，台北：三民書局，二〇一〇年，頁一六八~一七六）懷特知有此英文論文可資參考，所以接受了我的提議。我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寫〈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便是由這篇期中論文擴大與修訂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