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後的第二天下午，楊先生便約我在他的辦公室相會。他先借出載有他的〈朿漢的豪族〉的《清華學報》，並笑著對我說：「讓我們先讀彼此的文章。」他讀得極快，並隨手改正了我的漏字和誤字以及行文欠妥之處，但最後告訴我，我的論文重點和他不同，其中並無多少重複之處，可以另行發表。我多日來的惶恐心情至此才定了下來。接著他又介紹了兩部近著，供我參考：一是瑞典學者畢漢思的《漢代的中興》（一九五二年）和日本名家宇都宮清吉的《漢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一九五五年）。我當即攜歸細讀，於是才認識到他阈學人研究中國學問已達到了何等程度，我前此因無知而對國外漢學所抱的些許偏見，至此已一掃而光。但楊先生一貫的批評精神也對我發生了影響。他認為畢漢思書中一個重要觀點，即王莽政權亡於黃河改道，立論太偏，且無強證，與我的論文主旨也有衝突，因此特別要我加以討論。
我的論文「後記」以〈畢漢思「王莽亡於黃河改道說」質疑〉為題，即因他的指示而來。但當時不便明言，以免為他招怨。自此以後，我一方面不斷注意歐、美漢學家的論著，另一方面則對其中某些新奇可異之說絕不肯輕易放過。楊先生對於西方漢學的態度在蕭公權先生下面一段記述中表達得最清楚：
照我看來，不曾經由放眼看書，認清全面事實而建立起來的「假說」，只是沒有客觀基礎的偏見或錯覺。……近年來有若干歐美的「學者」因急於「成一家言」"不免走上這一條險路。楊聯陞教授在一九六〇年參加中美學術合作會議時曾含蓄地指出這個傾向。他說美國「史學家」的長處是富於想像力。如不加以適當的控制，他們可能會「誤認天上的浮雲為天際的樹林」。(見蕭公權《問學諫往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六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