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裡我還要特別一提史華慈先生對論文的關切。他在論文通過以後,給我寫了雨頁的評語,指出其中的確有可商榷的地方,也有可稱賞的地方。可商榷的主要是我將中國概念轉化為西方名詞時,涵義往往不甚妥貼,易起誤解,如中文的「出世」與「入世」和西方的「otherworldly」與「worldly」之類。這些可商之處後來我在重寫為學報論文的過程中都一一改正了。他稱賞的是文中關於「形」與「神」、「魂」與「魄」等觀念的深入討論,顯示出中國在佛教未傳入之前早巳有身體和靈魂二分的思想。他說我的論據已「斷然證明李約瑟〔的看法〕是錯誤的。」史先生關於屮國近現代史的著作甚多,但他真正的興趣與貢獻卻在中國思想史,晚年所著《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可證。所以他對我的論文閱讀一遍,便能很快抓住其得失所在。(有趣的是:李約瑟在討論我一九六四年發表的Life and Immortality in the Mind of HanChina一文時卻堅持他的舊說,認為中國本土思想中只有「此世」(this world)而無「彼世」(otherworld),當然也不可能有靈魂與身體的二分。
見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in China, Vol.5, book2, p.98, noteC, 1974。關於這一問題,後來我又寫了〈魂兮歸來!〉一文,詳論佛教傳來以前中國人關於死後世界的認識及其變遷。見〈O Soul Come Back! – A Study in th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soul and After life in Pre. Buddhist China.>。以上兩篇文章現已收在Ying-shih Yu,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vo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