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时沿袭隋礼，至太宗时，制定了《贞观礼》。高宗时制定了《显庆礼》（130卷）。但其文杂以式令，施行过程中，遭到非议。上元三年，诏复用《贞观礼》。高宗在世时，《贞观礼》、《显庆礼》二礼兼行，武则天、中宗继以乱败。玄宗开元年间制定了《大唐开元礼》。由此，“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49]
第五，客观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制度。
中国历史上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并形成了完整而成熟的礼乐制度。如果说唐代的礼乐制度出现了全面的创新发展，到宋代时，礼乐制度相当成熟、完整。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农耕文明，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通过控制土地来维护家族政权的专制统治。他们为了维护本集团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非常野蛮的刑法。同时，制定了涉及各个方面的礼乐制度。封建礼教中的“三纲五常”、要求妇女的“三从四德”等，都是十分野蛮的。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到当时的湖南农村，在农民运动之前各地土豪劣绅用族规等礼制而不是国家法律，在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
无可置疑，中国传统礼乐制度中也有许多非常好的东西，应该发扬光大。盛世修典，返本开新，国家应建立和完善与现行法规相配合的礼乐制度。实际上，我国现行的政府层面的吉礼、凶礼、军礼、宾礼等仪礼，与时俱进，吸收国际惯例，得到了新的发展。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专业性的礼仪服务公司（会务、婚庆、凶丧等方面的服务公司）也大量出现，为社会提供良好的礼仪服务。但是，人们日常交往和调节人际关系方面的礼仪、礼制的施行也需要从娃娃抓起。在我国的中小学的德育或政治课教学安排上应该以礼乐和法律教育为主，减少时事政治方面的内容。培养青少年守规矩、懂礼仪，有他人意识，有权力、义务意识，有契约精神，真正成为人格健全的公民而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素质教育和文化自信就不再是空洞的口号或说教。但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