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2005)认为宋朝的地理禀赋条件对农本社会的自我延续最为不利，却反以城市工商业和民间海外贸易的繁荣，以及技术创新的频繁著称于世。元朝以后中国疆域相对人口获得周期性的扩大，反使中国周期性地向农本社会倒退。自此之后，中国失去了本土性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件，技术和制度创新趋于沉积。彭慕兰(2008)认为18 世纪英国和中国江南地区都面临大体相等的生态制约以致持续发展受限,然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主要是缺少当时在英国出现的两个偶然条件:一是临近工业区的煤矿的发掘;二是提供了大量棉花、木材、玉米等土地产品的海外殖民地。
金观涛、刘青峰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是由于西方的理论、实验、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在内部机制上形成了促进结构。他们认为西方的理论、实验、技术三者相关性大,而中国的理论、实验、技术三者长期分离,其中技术远离于理论与实验。近代西方三者形成相互适应性,即形成了与结构性自然观和受控实验系统相适应的开放性技术结构,这样三者可以达到合理的内部机制,而中国没有形成这种机制,三者之间是一种超稳定系统,这是对“李约瑟难题”求解的关键（金观涛、刘青峰，1988，pp.203-321）。刘志一则从科学技术发展的主体角度,考察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问题。他认为中西方人种思维方式的不同,是造成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刘志一，1988.pp.185-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