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认为，在前现代时期，技术的发明基本上源自于实践经验，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过程中，人口规模是技术发明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中国后来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世界，则是由于中国并没有及时从基于经验的发明方式转换到基于科学和实验的创新上来（林毅夫，1999.p.192），实验性的“试错和改错”则具有可重复性。技术发明主要是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获得的；科学发现则主要是通过以数学化的假说来描述自然现象以及可控实验方法而得到的，当然，这样的工作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才能完成。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林毅夫，1999.pp.202-203；林毅夫, 2007）。
（二）政治制度缺陷论
李约瑟本人曾经认为,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求, 中国形成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而这一官僚体制虽然最初适宜于前现代科学的成长,但它内在的官本位价值体系则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从而不能引导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的数学及逻辑推理方法的结合,这也就意味着现代科学不可能在中国发源和成长。
钱文源在《大惯性：传统中国的科学停滞》(1985)一书中认为, 与欧洲中世纪所存在的教会与政府、教会与教会、政府与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的情形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为大一统的绝对专制权力所统治, 因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单一的主导意识形态所严密控制, 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科学探索上的创造力, 使得他们难以为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