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认为，破解李约瑟难题仅仅从科学技术史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李约瑟难题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思想等因素都密切相关，而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是破解这个迷团的关键性环节。在王亚南看来，中国科技落后问题映射着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而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存续问题，这又与专制官僚政治形态保持极其密切的联系。因此中国特殊的官僚政治形态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深刻的原因（王亚南, 1981.pp.135-146；王鹏，2010）。
刘茂松，许鸿文.（2004）不同意姚洋有关“高水平陷阱”的观点,认为造成中国 18世纪中叶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是:封建皇权的统治制度与科举制度压抑了人们在产业领域的创新精神,产权保护制度与交易制度的缺位进一步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克拉伦斯·艾尔斯(C·Ayres)认为制度与技术发展的作用是负向的。制度的僵化对技术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后向作用。而工业革命产生于欧洲是因为连续的技术发展，由于欧洲土地上的人是不断流动，制度的束缚不是很严重，最终出现了技术质变（史玉娟,李方艳,曾政南，2013）。经济史学家诺斯认为，“理解制度及制度变迁困境的关键，规则可随时变，但个人对规则变化的适应十分缓慢”，“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史玉娟等人认为，艾尔斯与诺斯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制度变迁与技术变革孰先孰后。从艾尔斯的角度出发，中央集权制的逐步加强束缚了科技的继续发展；从诺斯的角度出发，中国并无有效产权制度，无法形成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