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在黔阳一中代课时，曾与该校化学教师王剑兰谈恋爱三年，结果仍不成功。当事人应都早就知道对方的家庭出身不好，作者描述的内容是袁隆平在反右时期思想右倾，王剑兰遭到一中领导的劝阻。可袁隆平却把原因归结为“由于自己出身不好带来的恶果”。[21]这可否使人有某种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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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在安江农校授课
袁隆平对父母，尤其是对母亲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可令人费解的是，他1953年离家，直到1963年春节，即参加工作整整十年后才第一次回重庆探望父母。[22]而这十年中，他对杂交水稻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起步，也即没有后来那样的繁忙。更何况教师每年有两次长假，1958年开始国家又增加了探亲假（还可报销全程路费）。因此，和平时期一个单身的男孩放弃近乎公款旅游的探亲假，十年才回家，是不能用工作忙、旅途远来解释的。[23]同时，从《自传》看，1949后的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他对父亲只字不提，整本《自传》其本人对父母在新中国的生活境遇，也无片言只语。[24]那么，袁隆平是否一度对父亲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产生过抱怨？抑或是为了进步，他曾产生过与家庭划清界限、脱离关系的意念？因为这些，都是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提倡的。
如果袁隆平的确是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来安江的，那么，人们会对这位赤子报以更多的敬意。
但无论如何，安江是袁隆平的福地，没有安江，也许袁隆平不会如此辉煌。
其一，远离了政治中心。从1953年西南农业院毕业，到1976年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的20多年内，我国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许多知识分子遭到冲击。如他的老师管相桓教授和同学张本，反右时都打成“右派”；管相桓和西南农学院副院长何文俊在文革中都含冤自杀，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爱自由的袁隆平如果在大城市工作，很有可能被卷入。而安江远离城市，也就远离政治中心，自然平安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