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在明时就落脚在江西德安县南郊坡上的青竹畈，世代务农，至曾祖辈，在太平天国时期意外获得一笔财富——押送饷银的清兵遭遇太平军的追杀而舍弃的银钱，从此弃农经商起家。清光绪年间，四兄弟离开了青竹畈，来到德安县城发展。同时，开始重视后代教育。祖父袁盛鉴考中举人，废除科举后又转变为新型的知识分子, 从此步入政界。
父亲袁兴烈生于190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中文系，早年在平汉铁路局供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在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任上校秘书，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科长。因此，袁父不得不举家乘坐最后一批火车，去往重庆。而正是“上校秘书”和副司级[15]“科长”的其中任何一个职务，在1949年后都妥妥地划入“历史反革命”的行列。所以，尽管袁隆平那代的大学生，几乎都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而袁隆平的家庭，还得加上一个“敌对”，[16]这势必影响袁隆平的人生。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普遍采取了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些国家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惨烈而又鲜为人知的教训，是人们不该忘记的。新中国也不例外。如1950年代高校招生对有产阶层子女进行了限制。大学生毕业的分配，也常常受制于出身：工农子弟、党员，尤其是革干子弟往往留在大城市、大机关；出身不好的，就去边远地区、工矿企业。[17]故袁隆平的毕业分配，有否受出身不好的影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