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院院士的评选当中，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门户之见，有些不正之风，例如在同等的条件下，中央单位的学者得票比地方上的高；换言之，自己落选，不是什么‘历史误会’，而是有人在搞‘门户之见’与‘不正之风’”。[40]
对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死不认账，袁隆平毫不客气，真可谓针尖对麦芒。[41]如此回应，对袁隆平来说是罕见的；即使对其他功成名就者来讲，也是不可想象的。袁隆平是人而不是神，他在乎这个荣誉是很正常的。[42]因为“同行认可大概是现代科学中首要的激励因素”，[43]真正的学者一般不太在乎社会评价，但在乎同行评价；国家科学院院士称号，便是同行认可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当接受推荐程序后就进入同行评价，则未能获得“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在同行看来还不是顶尖的中国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荣誉是最纯的。我们要理解袁隆平可能出现的这样的心情：被排斥在中国科学界的顶级“俱乐部”外，给人以盛名之下 其实难副的错觉，各种奖项的“含金量”也可能都要打折。尽管这丝毫不影响袁隆平的工作及其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执著。
当然，袁隆平在乎这个荣誉，不仅仅在于他个人，还关乎杂交水稻研究的地位和推广。袁隆平可能是带着这个遗憾走的。这也有可能成为中国科学院永远的痛。
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结局表明，优秀科学家落选院士，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落选者本人，也同样包括院士评选机构和评选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