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发表的时间节点巧合。袁文发于《科学通报》（中文半月刊）1966年第4期（2月28日），据中国知网的“文献来源”推算，那期刊出后的三个月，该刊就停刊了。真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事实上，袁隆平发表第二篇论文，已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其三，现在大家都在感谢袁文发后推荐的原国家科委九局的熊衍衡处长，和向聂荣臻副总理汇报，并以国家科委名义责成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的赵石英局长，盛赞俩位伯乐对工作的高度负责。但人们似乎忽略了一个细节。也许袁隆平当时的底气还不是很足，其文章的结论仅是：“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用作水稻杂种优势育种的材料。”文章并没有直接提到该项研究能使粮食增产。所谓的“三系配套”之术语，以及“将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等文字，是以后的提炼和总结。俩位伯乐敏锐地洞察到该项研究的前景远大。从某种意义上讲，熊、赵当时比袁更看好这项研究，这就是袁的幸运。
其四，要不是造反派批判袁隆平时，欲“新账老账一起算”，查档案时意外地发现了国家科委的公函，这份对袁隆平的人生和杂交水稻研究起双重保护作用的“尚方宝剑”，也许会石沉大海，不起作用。[30]文革时期，仅凭他篡改最高指示（无意之中把毛主席提出的“八字宪法”，加了一个农时的“时”，说成“九字宪法”）一条，整死他也不意外。
以上四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假设有“如果”，可能就不是以后的那个袁隆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