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唱红”这一政治挂帅大旗掩护下，借助现代化传播平台，用“讲读传唱”等形式操弄红色民粹主义。薄氏做红色民粹主义操弄的主要表现，是以重庆“老百姓”、“大多数人”的名义，利用普通公民的仇官、仇富、痛恨社会不公等心理，为达到个人特定的目的，运用职权做不合法、不正派的政治利用。其中不合法是相对于宪法、法律而言的，不正派是相对于党纪和从政道德而言的。
2.政治上搞个人专制、破坏法治，在“打黑”名义下通过滥施刑罚和劳教等惩罚手段，竭力压缩公民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对公权力掌握者施政行为的批评权，实施极权独裁。在这方面，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放纵，为“文革”以来省级行政区域所仅见。
3.在经济社会方面，用“共富”论突破和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意图摧毁私有经济，变相回归“一大二公”。这里关键是要说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走向“共同富裕”，不可能在现阶段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可薄氏的“共富”蛊惑，恰恰是暗示他能带领民众在现阶段立即实现“共同富裕”。这不可能不是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