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尽管当地不少知识分子对他的专制统治深恶痛绝，但都因惧怕他的打击报复，在他当政时期没有知名学者公开质疑、批评过他那些在外地招致强烈批评的施政措施，即使是在他们的个人博客和微博上。后来到北京工作的一位教授说，他曾网上撰文对薄的某项措施不满，后来压力太大，只好选择离开重庆。或许有人说，没有人批评，就说明全民都拥护他。这样缺乏常识的话我就不认真评论了，回想一下斯大林、毛泽东时代，就应该能理解这种说法之没有价值。
薄对于不在其权力控制范围之内的媒体和知识分子掌握的那部分话语权，是相当重视的。同样，一部分掌握话语权的文人学士对重庆当时的需求也相当的敏感，因而互动频仍。在这方面，荣剑先生的《奔向重庆的学者们》[5]一文，做了极其生动的描述和迄今为止最为精彩的评论。重庆与前往那里的文人学士的互动关系，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交易关系。薄要争取用钱买一部分人的顺从，至少让他们不好意思与他在重庆玩的政治游戏唱反调。
在海外和国内，他们用于“购买”忠顺服务的资金支出，仅从已经透露的数额看，就有点惊人。海外某些华文报纸和它们的网站，连篇累牍发表文章不遗余力为重庆叫好，重庆没有给出对价吗？估计不可能。这方面的情况，海外多有报道，只是我不便援引而已。我了解到，重庆当时为鼓励外地学者为其“重庆模式”张目，有关机构相当慷慨大方。我获知的一般标准是，当地学者参加座谈会，签个名，一般不超过5000，外地学者牌子大的，参加一个座谈会发言说几句，主办方一出手就上万或数万，当然，差旅费也是重庆出。我亲耳听到不止一位学者当着数人或数十人的面说到过他们出席薄参加的座谈会拿到的发言费数量。同样亲耳听到有著名学者当多人的面透露，其受邀去重庆捧场，那边提出的回报数是xx万元（我估计这么大的数目会以课题经费的形式给，不大可能发现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