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一个地方大员利用国家权力来动员和变相迫使属下、民众“唱红”，情况就不一样了，这就变成了一种政治动员。为什么要运用公权力和公共财政做政治动员？把属下和民众动员起来干什么？这得考虑。要动员就必然要求下属顺从。但是，其下属、民众顺从这种做法对社会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应该说没什么好处，因为，公权力机构折腾的这种做法只有劳民伤财。在迫使属下顺从方面，薄比较典型的办法是指鹿为马，顺之则昌。此处所谓昌，不仅包括升官、获得各种形式的经济利益，还包括获得一份免于被黑打的人身安全。打黑的官场效应之一就是威慑、震慑下属，看谁敢不顺从？谁不顺从谁就极有可能被打黑。
薄是非常重视掌控话语权和造势的。话语权在谁手里？首先和主要在公权力组织手里。薄以其权力地位，不仅掌握了官方关于重庆的近乎全部话语权，还掌控着当地几乎全部话语传播平台，可以将自己的话语强势放大，让家喻户晓。
但是，还有一部分话语权在知识分子手里。对收揽这一部分话语权，看来薄是本地和外地区别对待的。在薄看来，本地知识分子就像王立军等人或他的其他任何下属一样，就是他的家奴，他们没有什么言论出版自由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批评权，要批评也只能批评他和他亲信所欲批评的机构或官员。换句话说，他实际上认定本地知识分子有义务顺从他，所以，他几乎容不得当地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对他本人、对他推行的施政措施和他的亲信有任何一点批评。在薄、王都还在位的时候，我曾经这样问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外边你们也都承认或者抱怨重庆‘唱红打黑’的这些问题，但在重庆你们怎么就不能站出来说几句呢！”这位教授的回答是：“沉默可以，公开表示不同意见肯定不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太大了。他们有的是办法整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