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共身份的公开暴露、对苏加诺抱有过高幻想、没有“党指挥枪”的武装（虽然有几千人的武装，但在训练和装备上远不能与军内右翼力量抗衡）、素质低下的党员群体、事发突然放松警惕和应对手段等诸多不利因素，只能面对苏哈托的血腥镇压，全党上下显得手足无措，更没能力及时动员自己2000万党团员及支持者的反击，只能坐以待毙作鸟兽散，印尼共高层和各级党员，也只能无奈被“瓮中捉鳖”束手就擒坐以待毙。
事件发生后不久，印尼共主席艾地躲在中爪哇的玻约拉里一个同情者的地窖里被抓，11月22日未经审判被秘密处决，年仅42岁（“文革”中民间曾有毛泽东1965年12月《卜算子.悼艾地》的诗词流传）；其余在国内最高层领导人也相继牺牲，最终印尼共群龙无首陷入任人宰割的混乱悲惨境地。唯一一个印尼共候补委员、书记处副书记优素福·阿吉托罗普素福，因是常驻北京的代表团团长幸免于难，其“光杆司令”身份，也成了后来世界上支持我们的少数“反修马列政党”之一，经常以名存实亡的印尼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各种声明。
显然，今天再回头从印尼国情看，印尼共最高层缺乏这种战略目光，或许还真能证实，在特定的环境下“暴力革命”有一定道理。印尼共“血的惨痛教训”大悲剧，包括1973年9月，智利的阿连德左派政府被右翼政变军队颠覆（阿连德是战士，亲自持枪在总统府与叛军交火壮烈牺牲）等事件，对曾一度批判“资产阶级妥协和抱有幻想”、鼓吹“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规律”的我党来说，也在一些文章中隐晦批评过“议会道路”。这都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