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极少数”政策的威力，想必当时满肚子话要对党说的王实味，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了。
从５月２日开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到５月２３日结束，热热闹闹开了二十天，文艺家们的思想也终于由各执一见，而定于到一尊，并成为今后必须遵循的规范了。作家们原来请中央制定文艺政策的要求，也悄悄变成了请中央在体制上对作家艺术家们制定政策的要求。
在座谈会结束后，显然王实味的观点再也不会有什么同盟者支持了，中央研究院便开始了对王实味的猛烈批判。从５月２７日开始，一连串的以王实味为斗争目标的会议，便有组织有准备的展开。起初，对此心存抵触的王实味借病拒不与会，更不承认自已写的那些文章有问题。直到６月２日休会一天时，王实味这才找了中央研究院党委负责人，提出要退党，说是因为自已“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走“自已所要走的路”。
然而，此时已不是他王实味退不退党的问题了。于是，王实味决定参加６月４日召开的大会，作一个长篇自我辨护发言。
中央研究院的批王大会，实际已不再局限于中央研究院，而成为一场中共中央反击延安文艺界“自由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攻坚战了，因此，由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直接指挥，毛泽东也亲自过问。６月３日会议后，还专门在杨家岭的毛泽东住处开会，研究如何对付第二天王实味将参加会议并发言的情况应采取的措施。当有人提出：如果王实味在会上仍不认错、反而发表长篇大论时该如何办？毛泽东即指示：准许插话！（即从下面插话驳斥王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