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情况让远在英国的王凡西知道后，他特地写了《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一文，发表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上，说明回忆录上有关的原文不甚确切，实际上王实味从未参加过托派组织，只曾经是托派一个同情者。此后，1991年2月，终于由中国公安部正式给王实味平反。在有关的文件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刘莹虽然不完全满意，但接受了这个决定。她在争取平反的过程中，为了证明王实味不是托派，曾在发表过的申诉材料中说了一些不合事实而且伤害王凡西和陈其昌（早已去世的另一位托派）的话。对此，王凡西本来想写点东西加以辩白，终于没有写。最近，已达95岁高龄的王凡西把有关这事的日记一则抄录寄来给我们。我们为了保存史料，决定把它发表。日记一则（1994年5月1日）王凡西翻阅前些时子春剪寄来的一篇文章：
《生命的光华与暗影——王实味传》（黄昌勇作，见一九九四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杂志）。文章写得不坏，态度极公正。其中引用我写的《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一文的好些段落，引用得也很信实。此文对王实味冤案的彻底平反；对毛泽东、斯大林罪恶的文艺政策的充分揭露，都大有好处。只是作者摘引王实味夫人刘莹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向中共有关方面提出的「申诉材料」，其中提及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的来往情况，却使我感到很大的失望与痛苦。在《申诉》中，刘茔把其昌和我都说成说谎者。说为了「别有用心地达到他托派宣传的一丝目的」，我「完全对王实味撒谎」，隐瞒自己的托派身份。同时又说我为了筹措一笔钱来给妻子生产，需要王实味帮忙翻译托传，却不告诉王实味托洛茨基是什么样的人，直到王实味译完「二章」之后，刘莹才知道译的是托洛茨基自传，此时她才劝王实味不要再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