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其本意是在思想上批判王明路线的教条主义,所以毛泽东便作了《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报告。然而,文艺界的“暴露派”却以为是赞同他们揭露延安官僚主义的主张,对同一件事,发生了理解的错位。因而,墙报越贴越起劲,并且其烈火还扩展到一切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单位,针砭延安的时弊,几乎成了一种时髦。
知识分子们高兴的事,政治家却不一定高兴,尤其,从前方回到延安的军人们更不高兴。
当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范文澜请平日与他关系甚好的王震来看墙报后,王震立即极为不满,并大怒:“前方同志为党为国在流血牺牲,你们却在后方吃饱了饭骂党!”当时,朱总司令、贺龙等都对“暴露派”的观点,发出了指斥,说是“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
知识分子有不同意见观点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中共历史上自然也不例外。但象这样大规模的有系统观点有阵营有知名干将、主帅的风潮,而且还很有思想市场的情况,在中**内历史上则还是第一次,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也都是第一次遭遇到这种局面。毛泽东曾以极大热情欢迎过的“文小姐”丁玲,竟还做了这股要“作家的独立性”、要“暴露”延安黑暗面的潮流主帅,更是出人意外。
无疑,毛泽东与中央在研究了上述情况后,其方针自然是:必须打退或纠正这股潮流,否则,处于四面都是敌人包围的共产党首脑机关所在地,没有被国民党反共势力剿灭,却弄不好会让这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暴露派”们搞乱搞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