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１９４１年８月，编译室撤消，王实味被分到了中国文艺研究室做特别研究员，由翻译变为了研究，还是研究文艺！这一来，历史注定要有人作某种靶子的命运，便鬼使神差地让他撞了个正着。
抗战时期的延安，确吸引了大批既想抗日、而又不满国民党政权的知识分子投奔到来。之中，更有不少在国统区有很有名气的大作家大文艺家。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相当多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延安的很多现象却又生出了些不满，又想重操在国统区抨击国民党的那种自由，那种“给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艾青语），以揭露延安的黑暗面。但，延安毕竟不是西安，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作为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首先要的究竟是民主，还是党性？这个根本问题一时在延安的知识界，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理论上的争论。
以周扬为首、以“鲁艺”为基地的“歌颂光明派”，与以丁玲为首、集合了艾青萧军陈企霞等人、以“文抗”（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大本营的“暴露黑暗派”，这两大文艺思潮便在１９４１年后的延安，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同时，还运用上了后来被称之为“大字报”的墙报，最后，延安的正式媒体如《解放日报》也刊载了他们的争论。到１９４２年２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之初，这场理论仗文艺观点仗之激烈，更是上了一层楼。
文化界的人们对争论是很有兴趣的，他们笃信真理是越辨才越明白的。所以，那些代表争论的墙报，刹时导致了极大的轰动。那些贴在墙上或挂在绳子上的纸张上的文字，每天都引来了成千的川流不息的人们观看、议论。当时的场景，与后来的文革大字报轰动效应，自然不在一个级别上，但它们在本质上却肯定如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