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会是每一个文化人都缺乏胆识只管自已，而不顾真理与事实的。在批王实味的大会上与会后，作家萧军就对批王大会上不讲理的状况，深为不满，并对不讲理的发言者发出几次吼声，说要让王实味讲完话。会后，萧军更是对人说出他的不满，认为对王的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说理气氛。甚至，他还凭着自已与毛泽东私交不错的本钱，到毛泽东处为王实味讲情，想请毛泽东为王实味解围。当然，他并不知道毛泽东与中央的部署，所以，他只能得到毛泽东的一句忠告：王实味有托派问题，你不要管这件事。
此后几十年，萧军也要为他的这次侠义胆气吃尽苦头，因为，一顶“同情托派王实味”的帽子让他戴了几十年。而这罪名并非由政治家的毛泽东所定，而恰恰是他的文艺界领导同仁主动“送”来的。
大规模的批判会议结束后，只有丁玲为首的“文抗”（文艺界抗敌协会）率先开除了王实味的“文抗”会籍，其他方面倒还没有对王实味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事。实际上，经过文艺座谈会与批判王实味这二件事，中央可能认为延安文艺界的自由化问题已基本解决，而批王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结局，并非是为批王而批王的。毕竟在当时，还有更重要的抗战大事要做，而不象建国后的和平时期可以从容，此事也就算告一段落。
但是，总想在整风审干中搞出些肃反名堂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却不想就这样放过死不认错的王实味。经过康生的一番折腾，果然，搞出了一个包括王实味在内的中央研究院潘芳等人的“五人反党集团”。１９４２看１０月２３日，中央研究院就以这“五人反党集团”罪名，上报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签署同意，并由毛泽东亲自批准，作出了《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该决定说：“王实味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