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文艺界的“暴露派”们当时的思潮与观点，虽然从根本上讲是起码的民主要求，是一个民主国家内应该得到保证与保护的民主权利。但是，丁玲艾青他们却似乎忘了：延安与陕北特区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尽管到处都挂着“中央”牌号的机构，而最多也只不过是一个尚几面受敌的战时政权。“暴露派”们的观点与要求显然还不适时宜。
从当时中**的事业来看，确也不能允许一些人在前方英勇地指挥作战，却让另一些人又在后方批判指责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阴暗面”。这样的做法，确有点“自毁长城”式的愚蠢。
但是毛泽东与中央也知道，延安的知识分子不是国民党改组派，也不是什么ＡＢ团之类，对他们犯的错，绝不能用过去苏区肃反那一套。何况，中共还很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来参加，因为，毛泽东深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国民党，进而夺取中国政权的。
文艺界的“暴露派”与知识界的主张，到建国后的１９５７年，又重演了一次当年的历史。然而，如果说，１９４２年那次还有点宽容的笑剧味道，那么１９５７年的“大呜大放”，给包括所有“暴露派”在内的知识界，其结局则是５５万人被打成右派、从而使他们要历经长达２２年苦难的沉重悲剧。
象丁玲、艾青那样的智者，有过１９４２年的经历，为何却仍到１９５７年还要重蹈覆辙呢？
显然，他们忽视了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北京时期的毛泽东，虽是同一个人，但处理问题的条件却已发生了天壤之别的巨变。对１９４２年的那场知识界风波，可以只重点打击王实味等极少数几个人，而１９５７年打右派时，则已没有多少需要顾及，可以按比例一网打去，有多少就打多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