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已警惕地注视着文艺界动向与整风运动动向的毛泽东，不仅看了王实味的文章，而且很快作出了研究与应取的决断。
靶子正式确定。
王实味不是文艺界中人，他又没有什么牵牵扯扯的社会关系与影响，平日由于其性格暴躁又倔强，故同事关系也不太好，但他文风尖刻的文章影响却不小，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发言还经常赢得阵阵热烈掌声。动他一人，不会有多少人来讲情，可确又能收“杀鸡警猴”、从而仍能团结延安的大多数文化名人之效。
靶子的打击点也不先从其文章入手，那样反易引起同情，而选择其政治薄弱处进攻，则可打开突破口，进而扩大战果，最终达到纠正延安文艺界“暴露派”们民主自由冲动的毛病之预期目的。
王实味的政治薄弱处，就在于他与托派分子有过一段一时还说不清的的往来。而毛泽东显然已研究了王实味的个人情况，尤其是已知道了王实味向中央组织部的坦白情况。
因此１９４２年４月，即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不久，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的学习会上，包括贺龙在内的八位发言者，除徐特立外，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毛泽东在其总结发言时，则鲜明地将丁玲与王实味区别开来。
他说：“《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志与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随后，毛泽东又亲自召见了一批又一批的文艺界名人，同他们谈话，了解情况，请他们提意见，或解释某些事情。直到在４月２７日，再由他与时任中宣部长的凯丰联名，向延安文艺界的百余人发出了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参加这次历史性著名座谈会的人士，除了丁玲萧军艾青等名人外，也还有一些当时并不知名的文艺人士。但是，作为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却没能受到邀请。此前，毛泽东找了那么多不同意见的文艺界“暴露派”人士谈话讨论，王实味也未能有此殊荣，而被冷落在一边，使他明显成为了知识界的“另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