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其昌，刘莹说他隐瞒托派身份，而且连自己的地址都不告诉他们，因此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不久搬家，「从此与一般同学和熟人断绝了来往」。这样的「申诉」，目的显然要说明王实味和两个托派朋友有过的一点点关系，是完全受了欺蒙，是不自觉的。等到知道了那二位老同学的托派身份，便立即主动与那二人割断一切关系。为了给丈夫洗冤，为了争取他的彻底平反，王实味夫人作了如此「申诉」。她的这份苦衷，我能够了解，也多少能够原谅。只是，把王实味的，同时也是她自己的二位老同学，形容得如此不堪，怎能与王实味当年在延安所作声明，即在他遭到批斗前后，仍然说那二人的「人性是好的」这个事实相调和呢？说王实味译完了托传二章之后，仍然不知道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必须等到夫人给他提醒，他才知道托洛茨基是什么样人——这，未免把王实味的政治知识与认识说得太糟糕了。
刘莹所说的一些「事实」，完全与事实不符。也许除了上面所说的「苦衷」外，还因年份隔得太久，记忆失真吧。本想给《新文学史料》的编者写一封信，纠正那些不确之点。转念一想，算了。更正信人家未必会登，如果注销来必然让这位受够了痛苦的老妇人心中再添若干隐痛。 「身后是非谁管得」，随它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