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与托派的所谓关系也就是与这二位同学的一些交往。
在他到了延安后，他之所以没有向组织说过这些情况，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自已并未参加托派组织，也没有参加托派的活动，仅仅只与自已的有托派背景的同学正常往来而已，没有必要向别人说，免得自已反而说不清。
但陈伯达在其回应论文中，给王实味的观点扣上了托派帽子一事，却让王实味感到了害怕。因为，与托派分子有过往来一事，毕竟总是他的一块心病。与其让人不明不白地扣大帽子，还不如干脆自已主动先向组织说清楚。因此，在这期间，王实味就到中央组织部坦白了上述自已曾与托派分子有过来往的交待。
事情如果只发展到这儿，王实味的所谓托派问题，根本就不算多大的事。因为，托派分子都是以前的中**员，在中**内与托派分子有过个人情谊的人，也并非一个两个，关键是只要没参加他们的组织与活动。所以，在王实味向组织交待了上述事情之后，也没有为此给王实味以什么处分。
如果王实味不再在此后又写出并发表著名的《野百合花》，那么仅仅上述与托派同学交往之事，则还远不能构成王实味的靶子身份，王实味也许就不会成那次文艺风潮的替罪羊。
历史已无法“如果”了。在整风运动开始后的１９４２年３月，自以为是批评官僚主义纠正党风的《野百合花》，分两次发表于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同时，王实味在《谷雨》刊物上了还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一文。还是在这个３月份，王实味又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上，发表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与《零感两则》。罗迈即李维汉，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