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玲为什么去延安》一文中，我指出：丁玲所以去延安，主要是因为个人境遇，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国民党纠缠，还自己一个清白之身。那么，去延安的知识分子是不是都是为了一己之私，就没有为理想为信念而去的么?当然不是这样，也的确有不少知识分子是怀着理想和信念去延安的——比如，王实昧就是一个。
王实味，原名叔翰。1925年考上北大，和胡风是同班同学。在军阀统治的白色恐怖下，1926年20岁的王实味就加入了共产党。因家庭经济困难，在北大上了两年学便辍学的他，在当时一些著名刊物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和他翻译的作品，深得诗人徐志摩和评论家陈西滢等人的好评，作品被收入新文艺丛书。193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提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才27岁。1937年，已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家、翻译家的王实味，和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满怀激情和理想，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放弃已有的名利，投奔延安。
作为作家和翻译家的王实昧毕业于北大，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三十年代去了革命圣地延安，希望在那里，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但他与其它一些革命圣徒们不同，他带来的不仅是朝觐，还有思索。他怀着虔诚的心境仔细而深刻地钻研了马克思所有的论文著作，之后，又对延安的现实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得出了一个历史的悖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否必须以牺牲个性的精神自由为代价？1942年，王实昧在《谷雨》杂志发表了杂文《政治家，艺术家》，接着又在《解放日报》发表《野百合花》等一系列批判性杂文，坚持艺术家的责任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从而与“欣欣向荣”的主题形成激烈的冲突。同时，他也对权威作出了挑战，他认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部分责任”，“斯大林人性并不可爱”。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犀利地揭露和批评了当时作为革命圣地延安的“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歌舞升平以及干部与群众之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