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1943年，这一年王实昧被捕，失去自由，在公共场合很少见到他的身影。 这时，“国统区”有报纸报道，说王实味已被共产党处决。西安甚至为王实味召开了追悼会。 一次，中外记者访问延安。这正好是揭穿国民党谣言的机会。毛泽东说，让王实味出来，让他们见见。于是，延安中央社会部按领袖的意图，精心策划了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 在记者招待会上，王实味面对中外记者说：“我是个托派，我犯了错误，应该枪毙。但是毛泽东不希望我死，让我工作。” 王实味的“死而复生”，让中外记者们惊诧不已。但还是有敏锐的记者，如新民晚报的赵超构等，看出王实味似乎有些言不由衷，不太自然，处境可能不佳。 但无论如何，王实味在延安没有死，就足以让国民党的宣传棋输一着。 中外记者招待会结束后，王实味被送回延安中央社会部的看守所。王实味躺在床上，紧握双拳，恨恨地说：
“今天我是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己，我不是托派，我不是特务!”
王实昧这个理想主义者在延安的结局堪悲：1948年，在撤退转移途中，押送王实味的人觉得这个“反党分子”影响和拖累转移，请示中央社会部“就地正法”。上面同意后，在撤退到山西兴县时，就把年仅41岁的王实味杀害。
王实昧是个理想主义者，终究是一介书生，书生论政也许免不了走向“天真”。这种“天真”虽然离真理很近，但在延安，这却是通向灾难的入口。接受北大教育，深受西方文学思想影响的王实味在文章中强调，政治家改造的是社会制度，艺术家改造的是人的灵魂。艺术家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作为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的真诚马克思主义者，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并不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内在追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有人性色彩的。因此，他通过文学作品表达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批评当时延安存在的缺乏人性温暖，一味残酷斗争的阴暗面；批评“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批评斯大林粗暴、残忍，没有人性；直言不讳地公开反对包括自己在内享受特权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这些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正当反应，在延安却只能换来灭顶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