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在文中，首次指责了王实味是托派观点托派思想。当时，陈伯达并不知王实味与托派有什么联系，他的指责只是他习惯性的扣帽子文风。
不料，王实味真还与托派分子有过一点关系，并且他到延安时也未向组织说明过。因此，陈伯达的这篇回应本为扣帽子的论文，竟在客观上成了王实味后来“能”被选作成为靶子的导火索。
真是阴差阳错！
王实味于１９２６年在北京大学的中共支部内的同学兼同志王文元与陈其昌，在１９３０年时曾与正在上海卖文为生的王实味突然联系上了，已脱党的王实味与妻子刘莹（她时为中**员）自然很高兴。但当时，王文元与陈其昌却转变了立场，追随陈独秀做了托派，王文元还当了托派的党中央委员。王、陈二人的观点自然对王实味有些影响，他还与王文元共同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一书，交新生命书店出版了。
不过，一则，王实味当时已不是中**员，他只是从局外人的观点看托派的理论，何况王、陈二人还是他过去关系很好的老同学，翻译托派书籍之中也有为生计考虑的原因，这应在情理之中；二则，当王、陈二人劝王实味加入托派组织时，骨子里有着不事二主观念的他，确断然谢绝了，他还对王、陈二人谈了他对托派另起炉灶的做法不满。后来，为了躲开王、陈二人的劝说，王实味夫妇竟毅然采取了搬家的手段，使王、陈二人不能再找到他。但在１９３２年，王实味得知王文元被国民党抓捕关进监狱后，他则去了狱部，想看望一次老同学，但未能如愿，只给王文元送进去了一些食品与二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