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算什么？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就打了几十万右派分子！”－－面对有人担心会落秦始皇的恶名，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的笑谈。
但在１９４２年，对付“暴露派”们的策略，却是经常说的那些：选准靶子，在孤立极少数、打击极少数的斗争中，达到教育、团结大多数的目的。
王实味不幸就成了那场风波中的最大靶子。
王实味也不可避免会成为那场风波中的靶子。如果说，丁玲等人掀起的暴露派文艺风潮是王实味坠入困境的大诱因，而当时中央反击或纠正暴露派风潮的措施是王实味落入绝地的大背景，那么，王实味本人不合群又极倔强的牛脾气，则是他悲惨命运的内在根本原因。否则，做靶子的本不应是他，而是别的什么人，因为，他与延安的文艺界关系并不多。
１９４１年前，王实味有他自已大量的翻译工作要做，文艺界的事他没有什么掺合。但他毕竟是一个文化人，对文学也有过一些成就，又是延安“文抗”的会员。因而，不可避免他也会关注发生在文艺界的争论。因而，在１９４１年５月王实味写了一篇题为《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的争呜论文。不过，这篇论文并非是参与文艺界的论战，而全然是为了与自已所在单位马列学院编译室的顶头上司即主任陈伯达的一篇文章，进行的理论商榷。
当时已做了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显然不高兴象王实味这样没有多大地位的属下来与他搞什么“商榷”，因而，他便回应了一篇《写在王实味同志〈文艺民族形式短论〉之后》，而文中，采用了对王实味观点的断章摘句，然后提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再进行批判的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