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罚站是停止了。审讯还在继续。不过孙耘经常会给我测一下心跳，也许是医生说的话还有点用。
肉刑体罚还不是最可怕的，最无法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折磨。被关在化学馆地下室时，一到夜深人静时，一点声音都没有，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肺的深呼吸声，血液的流动声，甚至似乎听到女儿的哭叫声。我体会到，没有噪音的世界是最恐怖的，就会出现各种幻觉。我宁愿他们审讯我，打我，骂我，也不要这种“万簌俱寂”。
后来，他们又开始给我吃一些药，我不知是什么药。但第一次吃药后，我感觉可能是安眠药。因为吃下去以后昏昏欲睡，第二天就不敢吃了，给我的药被我偷偷地丢进大小便的地方。但是第二天他们给药以后不久，冯家驷突然又来提审，李天麟在旁。这个人没有动手打过我，但常常帮冯家驷出主意。他们给我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印甫盛说过，林彪是极左思潮的总根子。”下面是我的签名。签名似乎是我写的。我一下子陷入混乱迷茫和内疚自责，我不记得我签过这个字条，我紧张地思索了一会，想不出，记不起，何时何地签了这个字条，而且我知道我们一些人中，认为中央文革是极左思潮的总根子是有的，甚至有议论到最高领袖的，但没有谈到林彪，因为林彪是带兵打仗的，不是搞意识形态的。我怀疑是我在罚站到精神恍忽、神智不清时他们拿给我签的字。但无论如何，我不应推给学生。
我立刻说，这不是印甫盛说的，是我说的。冯家驷说：“那你写下来。”我说：“我写下来你们得将那个条子退还给我。”在得到他允诺之后，我写了一张承认曾攻击林彪的“认罪书”给他们，但冯家驷却没有将那个条子退还给我。我被这“一棍子”打垮了。其实，如果他们继续追问，会有更多的收获，因为连攻击林彪都承认了，什么《四一四思潮必胜》，什么中央文革，都已不在话下了。好在他们没有继续追问，而且不久我就逃跑了。但这个思想包袱，一直到“九一三”事件以后，我才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