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到，“专案组”里面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的人如孙耘，并不主张打人，但受压力很大，有一次，孙耘正在审讯，孙铮担任记录，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进审讯室，孙耘马上跳起来，左右开弓打了我十几巴掌，并不疼痛，这说明他不会打人，但怕人说“右倾”，是打给别人看的。
最难熬的是罚站，不准睡觉，那是被关在化学馆时，冯家驷对我说，“你硬吧！我们有办法叫你开口！蒋南翔硬吧，老家伙站了三天三夜，快精神错乱了，什么都说了。现在我们让你也试试，看你能不能比蒋南站得更长时间！”专案组人员三班倒，不准我动一动，一天两顿饭也是站是吃，只有大小便时能稍稍动一动。就这样一直站得我两腿肿得上下一般粗、思维混乱、产生幻觉，到三天三夜又八小时（即８０小时）时，我再也受不了，我对他们说我要小便，还没等他们允许，我就踉跄地向审讯室后面临时关我的牢房冲去，牢房门口是上下水管和暖汽管道的入孔，掀起入孔的混凝土盖板，就是我大小便的地方，我还没有走到牢房门口就晕倒了，但是并非一点知觉没有，我听到一位校医院的医生说，“你们要小心，心跳太慢了，不注意要出事”。一个人说，“没事，他装蒜”。医生说，“心跳慢是没办法装的，你们要注意。
”然后有两个人把滚烫的开水灌入我口中，痛得我大声呼叫，睁眼一看是冯家驷，他奸笑着说：“我说是装的吧，没事！”我的口舌喉咙被烫得痛了许多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