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的“团派”一直想抓出“四一四”后面的“黑手”，也一直怀疑我和一些人就是“黑手”，他们甚至怀疑我们背后还有更大的“黑手”，不然，怎能这么大胆，把矛头直指中央文革甚至更高层。但他们没有证据，而且虽然毛泽东多次批评了“四一四”，但并没有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和反动思潮。
除了《四一四思潮必胜》以外，还有就是干部问题，因为多数党员和干部支持“四一四”，“团派”十分恼火，一直想搞点事件出来，用以吓唬和压制多数党员和干部。于是就把六名敢于公开亮明自己观点，支持“四一四”的中层干部打成了“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罗是我，文是文学宓（统战部副部长），李是李康（教务处副处长），饶是饶慰慈（党办副主任）。
“团派”得知毛主席批评《四一四思潮必胜》后，很高兴，一方面在学校组织人大张旗鼓地批判这张大字报，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是反革命宣言；同时，他们的专案组开始抓人，首先是抓我，１９６８年１月３０日（春节除夕）专案组把我抓走了。后来陆续也抓了文、李、饶、刘（刘承娴，统战部副部长）、徐（徐一新，科学处副处长，１９６８年我从三堡疗养院逃跑以后，徐躲进四一四的据点科学馆，幸免于难）。
杨：他们把你抓起来后怎么处置？
罗：我被抓走后，先被关到先农坛国家和北京体育代表队的一个厕所里，那些运动员很野蛮粗暴，一进去就打了我一顿，说我是流氓。在地下室审了两天，又被转到清华第一教室楼“前哨”广播台所在地（“团派”的广播电台），后又被转到化学馆地下室，在那里审了两个星期，又被转到八达岭的清华三堡疗养院。“团派”的专案组长是孙耘（原名孙毓星），我的案子由他这个专案组负责。这个专案组里还有体育代表队的政治辅导员李天麟等。审我的时候，常常是力学系６８届学生孙铮做记录。专案组几乎天天审我，直到３月２７日我成功逃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