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审我时动用了肉刑逼供。但实事求是地说，因为我被抓两个月就成功地逃跑了，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所以还没来得及对我用重刑。专案组中多数人没动手打我，少数打也主要用拳掌，动用工具打我只有一次，是我被关在化学馆地下室时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突然来两个彪形大汉，我从来没见过（专案组当天没有审我），他们戴着口罩，也不讲话，手持手电筒，用布包着底部，用力朝我的肝、腹部击打，很痛（后来有一段时间尿血），每人打了十多下，低声商量了一会就走了。外面有守卫的人，但没有进来。我被关在“团派”前哨广播台时，曾看到一本小册子，专讲打人和挨打的，用布包着手电筒底部打肝腹部就是这本小册子里讲的一种可以不留痕迹的打人方法。这本小册子也介绍挨打时一定要放松，不要硬顶， 或挨打时就大叫一声，同时顺势倒下，就可以把打你的能量消融释放。
我后来就用这个办法对付挨打，但后来被冯家驷发现了。冯家驷是专案组里打人最残暴的学生，个子不高，寸头（文学宓说，用老虎钳拔牙的就是他；后来工宣队告诉我，用带钉子的木棍打饶慰慈的也是此人，但他打我时只用了拳掌，下手很重）。
有一次冯家驷打我时，他虚晃一拳，我也大叫一声，他就阴险地笑了，接着雨点般的拳头打得我头昏眼花。他发现我懂得顺势倒下，就在我可能倒下的方向将几把椅子、凳子倒放。叫我看清楚，如果顺势倒下就会被凳子、椅子腿弄伤。这样，我必须硬挺住，挺不住才倒下，身上许多地方就这样受伤了（有的伤到现在还留有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