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４年，周泉缨回学校，我问他：“你在监狱是不是说我改了《必胜》？”他不置可否。他又说是杨忌非交代的。杨忌非是支持周泉缨，而且是比较了解我们这些人的情况的一位女同学，周泉缨被抓，她去跟公安局闹，结果把她也抓了。我想实际情况可能是，知道修改《必胜》情况的人都被公安局控制在不同的地方，对这一位说：另一位交待了；对另一位说：这一位交待了。学生没有经验，听公安局说别人说了，自己就说了。这些知情人中，只有万润南一直不承认。“团派”之所以抓我，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必胜》这篇大字报的主要修改人。而毛主席又几次批评了这张大字报。有了“最高指示”，他们当然来劲了。
杨：你从三堡逃跑后，团派一定闹开了锅吧？
罗：我从三堡逃跑以后，“团派”专案组就急了。孙耘等人到我家把我父亲抓走，把我爱人的同班同学林维南抓走了。林维南的爱人刚生孩子吓坏了。他母亲刚从印尼躲避反华浪潮回到祖国，她只会讲印尼话和客家话，不会讲普通话，无法和专案组交谈。她阻挡专案组抓自己的儿子，专案组一脚把老人踢倒，摔伤了。过几天就死了。从林维南和我父亲那里问不出我在哪里，他们又到我家。我弟弟（罗征敷，第一机床工人）正在家里写控告信，控告他们抓人。专案组就把他也抓走了。我弟弟拼命挣扎，他们把他扔到吉普车上。几个人用脚踩，还抓了一把擦车的绵丝塞到他嘴里，再用麻袋套上。拉到清华甲所（“团派”总部）打开一看，人已经死了。他们就把尸体送到北医三院太平间，说：这是反革命分子，被群众打死 了。北医三院将死人事件报告了公安局。“四一四”的群众也嚷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