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报考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考试结果出来以后，孙耘、孙铮又来告诉我。孙耘总分第一名，孙铮也考得不错。但是，哈工大看他档案里面有“反革命杀人犯”的记录，不敢录取他。他们对我说：“即使哈工大不录取，我们也满足了，是我们有错。”我考虑了一下，又写了一封信给哈工大党委和黑龙江省招生办，并转黑龙江省委。大意是：孙耘考试成绩好，这不奇怪，他原来就是业务尖子。文革时期，他们二十岁左右，没有人生经验，犯了严重错误，这些年有深刻反省，态度很诚恳，现在刘少奇的问题都解决了，应当是化冤解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等等。
我把写好的信给胡启立、汪家?看了，他们也赞成，胡启立还对我说：“看了你的信很感动，我和家?说要向你学习。这样一来，清华两派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我还把这封信给何东昌看（他当时是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他指着稿子说：“严重错误？是罪行！你怎么连‘罪行’两字都不敢写？难道杀了人还是严重错误？”我当场拿起笔把“错误”该成“罪行”。胡启立说：其实你不必给他看，你自己表态就行，和他没关系。后来我还是把“罪行”又改为“错误”（我当时想，如果这些学生是犯了“罪行”，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算什么呢？）党委书记和校长刘达当时出国了，事后我把原稿给他看。他说：“我不赞成，这些人当时都疯狂了。应该让他们坐牢坐到六十岁以后再出来，否则他们还会找我们麻烦。”我说 ，“如果说疯狂，我要问，好端端的一个共和国、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是谁先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