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下半年的一天，有人敲我家的门，开门一看是孙铮（她就是文革中整我的那个专案组的成员，后来和孙耘结为夫妻），她一进门就说：“罗老师，你认识我吗？”我说：“认识，你是孙铮。”她说：“我代表孙耘来向你请罪。当时我们年轻无知，伤害了你和你的家人。很对不起你和你的家人。”我问她：“孙耘在哪里？”她说：“还关着。”我问：“为什么还关着？”她说：“他是罪犯，这十多年时间大部分被关着。”我问：“判刑了？”“没有，但案卷上写的是反革命杀人犯。”她的态度很诚恳。我问她：“你找我，希望我做什么？”她说：“我只希望你原谅我们。孙耘如果能出来，他一定亲自来向你请罪！”我家里挤，就把她带到办公室，说：“你等一下。”我写了一封信，写完让她先看了一下。信是写给海拉尔公安局的，请北京市公安局转。因为孙耘是北京市公安局送到海拉尔的。
信中说，孙铮来向我道歉，态度是诚恳的，我代表被害人家属，负责任地声明不再追究这件事了，请你们释放孙耘。孙铮看了这封信，当场泪流满面。她说：“罗老师，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做。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代表孙耘感谢罗老师。”
孙铮走后，我将这封信通过清华办公信箱送给北京市公安局。我还把这封信给我爱人、父母、姐妹们都看了，他们都同意我的做法。一个月以后，孙铮和孙耘来到我家，孙耘说：“罗老师的信一去，海拉尔公安局就把我放了。公安局看了罗老师的信也很感动。他们说我这十年改造态度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就把我放了。”我说：“出来了就好，今后好好干吧！”他们说：“我们两人想考研究生，不知行不行？”我说：“我赞成！你们准备得怎么样？”孙耘说：“专业方面我在监狱里有准备，就怕政治课。”我说：“政治课好办。”我立即让政治教研室搞了一份研究生考试的政治课复习提纲给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