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耘事件妥当处理好后，清华的派性问题也顺势很快解决了。１９８２年我回清华继续担任清华党委副书记。我问车队长：“小李现在怎么样？”（小李是给校领导开小车的。抓我弟弟时他开的车，塞到我弟弟口里的绵丝是他找来的。所以他一直都不敢见我，他爱人为此事很紧张，一度精神失常。）车队长说：“他还开小车。我不敢让他给你开车。”我说：“我明天用车，你让他来接我。”“不行吧？”队长很犹豫。我说：“行！”第二天小李来了。我说：“孙耘问题解决了，这件事就算完了，你不要再背包袱了。”
２００５年，孙耘夫妇带着女儿在北京请我吃饭，共有１２个人参加，有“团派”的，也有“四一四”派的，气氛十分融洽。席间，孙耘请我和他们全家一起照相，并对他女儿说：“你要记住这位爷爷，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家，你一定要记住！”在场的人十分感动。
粉碎“四人帮”后，我同“四一四”的骨干及文学宓、李康、饶慰慈等人多次交谈，他们都很赞成我宽厚处理孙耘一事，说文革中清华两派杀红了眼，仇越来越深，怎么办？胡启立到清华任党委副书记时，让我代表“罗、文、李、饶”等受害的干部控诉蒯大富，还说：控诉可以，点蒯大富一个人的名就行了，其他人都不点名了。蒯大富也只点一次。他们都是年轻人，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环境下犯的错误。
清华两派的对立情绪消除得比较快，派性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两派的头头都认为，这与耀邦同志对孙耘问题处理得好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