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达不语，他的秘书王乐铭在旁听我们交谈，插话说：“是毛主席，毛主席先疯的！”静默了一会，刘达说：“那倒也是。”
信发出去后不久，黑龙江省委派来了两个人找我，查询这封信的事。我说：“这信是我写。孙耘是个才子，年轻人犯错误，已经惩罚了十几年了。像这样的人，拉他一把，就成了人才；推他一把，就成了社会负担，何必呢？”他们说，省委书记杨易辰看了信还是不敢定。送到中纪委王鹤寿那里，王鹤寿又送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批示：“这是个好事，责成中纪委第二办公室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给黑龙江省委和哈工大党委，这两个学生可以录取。这样的人才应当爱惜。此事可以登报。”（当时我没看到耀邦批示的原件，只看到了新华社记者唐贤美手中的一份文件）
一大群记者拿着有这个批示的文件找我，谈登报的事。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是“第一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同期学习的有尉健行、田纪云等）。我认真考虑后，给耀邦回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但您让登报的意见，我认为不妥。当前全国打砸抢的遗留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这件事一登报，容易造成文革中的问题一风吹的结果，可能造成反复。如果您认为有必要，登个内参就可以了。
信写好后，仍请那位新华记者唐贤美带回去呈耀邦，听说耀邦又立即批示同意。后来新华社“大内参”登出来了。
杨：是哪一期？
